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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袁帆
丁懋英在密歇根大学期间（1919年）
在老辈儿天津人的城市记忆中，老城厢的“天后宫”是祈福求子的地方，而与天后宫一步之遥的“水阁医院”就是能保母婴平安的生娃福地，百余年来曾有数以十万计的天津人是在水阁医院降生，所以才有了“天后宫求子，水阁生孩儿”这句老话儿。
成立时间可以追溯到1902年的“水阁医院”是近代天津历史上第一家老百姓“瞧得起病”的公立妇产科医院，其正式的名称从“北洋女医局”逐渐演变为“天津女医院”，因为地址在当年的水阁大街28号，于是“水阁医院”也就成了这所特色医院的代称。
天津老地图上的女医院和天后宫位置
展开剩余94%在1950年以前，这家医院相继有过四位女院长：金韵梅、康爱德、曹丽云、丁懋英，她们都可被视为天津这座城市的生命天使，尤其是第四任院长丁懋英大夫，在28年时间里带领这所医院经历了跌宕起伏的不同历史时期，为天津社会发展到今天作出过特殊贡献，值得历史铭记。
丁懋英也是“清华人”！我在研究清华历史的过程中，注意到“丁懋英”的名字在庚款留美学生名单中赫然在列，于是经过多方的深入挖掘，终于将这位早期清华杰出校友，近代中国妇幼医学事业先驱的形象，越来越清晰地呈现于百年中国近现代历史画卷中。
一、她与第一批庚款留美专科女生同时赴美
丁懋英（Me-Iung Ting，1891—1969），祖籍江苏武进，是上海著名的“孟河医派”中医丁甘仁（1866—1926）之女。她因为一些特殊刺激（包括：经历母亲难产早逝的痛苦；目睹上海纱厂女工的恶劣卫生条件等）而从小就立志学医以救治女性。她于1913年毕业于上海著名的教会学校“中西女塾”（McTyeire School，中西女中之前身），之后参加了清华于1914年5月举行的第一批留美专科女生的招生考试。
《清华同学录》中对丁懋英的记载
然而，在第一批专科女生录取名单的10人中，并没有“丁懋英”之名，但她又确实是庚款留美生。这是怎么回事？真实情况是，丁懋英是以“特别官费生”身份赴美深造的。当年录取女生中的“唐玉瑞”，因故未能按时出国，推迟至1918年才赴美，因此坊间就有了“丁懋英替补唐玉瑞”以及其它各种猜测。但那些说法均无确凿证据可以证明“替补”的传闻，唯独来自清华大学1937年正式公布的《清华同学录》中，明确标明“丁懋英”是在“特别官费生”之列，这就是丁懋英庚款留美生身份类别认定的权威证据。
2020年，学者韦季刚发表《美国国家档案馆藏1914年庚款留学生入境记录》一文，以严格考证厘清了若干细节。他发掘的史料证明，清华第一批留美专科女生是在时任清华校长周诒春亲自带领下，于1914年8月15日从上海登船出发，于9月7日抵达美国旧金山港。
丁懋英在美国移民局入境档案中的签名（1914年）
在入境的移民局原始签名记录上，女学生有：陈衡哲、韩美英，李凤麟，汤蔼林，周淑安，張端珍，王瑞娴，薛林荀，杨毓英，另外也有丁懋英。但是移民局档案里，丁懋英在身份识别一栏中是被记为“上海学生”，而不是“政府学生”。此外，在全体外籍乘客名单中，丁懋英的“旅费由谁支付”一栏，填的是“brother”（兄弟），而其余庚款学生都是“政府支付”。
由此可知，丁懋英确实是与第一批专科女生同时赴美的，但她的留学性质是被清华认定为庚款“特别官费生”的。“特别官费生”属于公费生，在庚款留美生历史上前后只有10位，其中有5位女性，至于具体的认定过程，尚有待研究。
丁懋英在曼荷莲女子学院时的留影
丁懋英最初四年（1914—1918）是在位于马萨诸塞州的曼荷莲女子学院(Mount Holyoke College)学习医学，取得学士学位后转到密歇根大学（University of Michigan）安娜堡分校继续深造，专修妇产科专业。
1920年丁懋英取得医学博士学位之后，又赴底特律女子医院和婴儿之家实习。为了获得治疗传染病方面的经验，她在费城的一家女子医院和纽约市的威拉德帕克医院完成了其它必要的实习，并经考试合格成为当时在美国持有密歇根医师执照的第一个中国人。
1922年4月，丁懋英在美国经过八年的学习与实习，取得丰富的临床实践经验后回到祖国。
丁懋英回国之后就到天津从业，这一点在1925年1月2日的《清华周刊》（第333期）刊登的一则《天津同学宴会》中也可寻到佐证。文中称，1924年12月21日“由曹（云祥）校长，杨永清会长，蔡竞平同学干事三人，偕同天津之关颂声，杨宽麟君等，在天津特一区竹林会，宴请旅津清华男女同学，到会者有丁懋英女医士、张瑞珍女士、薛林荀女士、陈兆贞……（注：略17人）诸君。席间曹、杨、蔡、关相继简单报告北京俱乐部成立情形。丁女士当场认购债券二百元，余均踊跃争先，共认购一千五百元。席终撮影，尽欢而散”。
参加聚会的人都是庚款留美毕业回国的同学，其中曹校长也是“特别官费生”之一，而张瑞珍和薛林荀都是第一批留美专科女生，1914年与丁懋英同船赴美。由此可知，丁懋英积极参与京津地区清华同学会的各项活动，在早期清华同学中享有特定的知名度，这也折射出她对“清华人”身份的珍惜态度。
二、服务时间最长的天津女医院院长
在影响丁懋英职业生涯的人当中，有一位昔日女校的学姐起了重要作用，她就是“曹丽云”。曹丽云（Tsao，Li-Yuin，1885—1922），生于苏州，16岁毕业于上海中西女塾，后去日本官费留学三年，1905年又自费赴美学习。1911年取得美国费城女子医学院（Woman’s Medical College Philadelphia）学士学位，回国后先在南京担任贵格医院院长，之后于1918年又受聘于天津女医局。因为同是上海中西女塾的校友，丁懋英与曹丽云一直保持了密切关系，所以在回国后就直赴天津，于1922年6月9日加入了“女医局”，从此开始了终其一生的妇女医学事业。
1.担任天津女医院院长28年
天津女医院的前身是1902年(清光绪二十八年)建成的“北洋女医局”（1915年更名“天津女医局；1935年更名“天津女医院”），是为中国近代历史上第一家妇产专科医院。
金韵梅 康爱德 曹丽云
金韵梅（Dr.Yamei Kin，1864—1934），是近代中国第一位学医的留美女生，1908年始为女医局第一任局长，除在天津东门外水阁大街改建“水阁医院”外，她创办了中国第一所公立护士学校“北洋女医学堂”，开近代中国公立护理教育之先河。第二任局长康爱德（Ida Kahn，1873—1931）1916年接任，也是一位美国密歇根大学医学博士。第三任局长就是曹丽云。
让丁懋英始料不及的是，就在她1922年6月到天津不久，曹丽云于8月14日突患急症不治，撒手人寰。在此突变情况下，丁懋英接受著名教育家，女医局董事严范孙（严修，1860—1929）的邀请，成为女医局第四任局（院）长，执掌天津女医局的重担就此落在了刚刚30岁的丁懋英肩上。
丁懋英（1930年）
丁懋英和她的三位前任一样，都是近代中国妇女医学事业的先驱，而她“服务时间之长，付出精力之巨，取得成就之大”，在天津女医院的发展历史上都达到了一个无人再可企及的“高点”，事迹可圈可点，精神可歌可颂。
在丁懋英接任后的28年中，她面对的是“社会经济困难、封建势力盘剥、外敌侵略迫害”的三重“艰窘情形”，她以一个女性之身既要发展妇女医学事业，完成“救济病患，服务平民”的夙愿，又要冲破重重阻力，在社会上立足，所要承受的身心压力无比巨大，所要付出的努力可想而知。
丁懋英和她订立的准则：接生急症随叫随到不论贫富
然而，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丁懋英接续前辈的传统，加上持续的努力，使得“水阁医院”成为了天津老百姓眼里可信赖的“老字号”，她也被天津人亲切地称为“丁大夫”。
何以如此？那是因为，
1. 水阁医院曾按照现代医学方法前后安全接生了数以万计的婴儿，这些天津之婴的人生起源于此，他们也成为这座城市一代代延续的生命传人；
2. 通过女医院护校培育的护士、助产士分布在河北、河南、山西、山东等北方地区，她们成为发展中国现代妇婴保健事业的点点科学火种；
3. 丁懋英以精湛的医术和博爱的仁心，让人们知道世界上竟然有她这样不论贫富，一视同仁的“善人好心”，以致于在天津的城市记忆中，“丁大夫”成为一个杰出女医者的独享口碑。
水阁医院分院暨丁懋英故居现状
随着名望的不断提升，产妇和病患日益增多，“水阁医院”原有规模已不能满足社会需要。丁懋英于1934年又在伦敦路230号（现成都道106号）创办了水阁医院的分院，在市区多处设立免费为困难产妇治病的分诊所、保产所和乡村卫生院，并长期资助天津孤儿院，育婴堂等多项社会福利事业。1947年冬天，甚至“独资创办粥厂”连续三个月救济难民。
《新闻报》关于丁懋英开设粥厂的报道（1947年12月）
丁懋英与全身心投入妇幼卫生事业的医界诸多女同仁一样，付出的个人代价也是巨大的。她终身未嫁，孑然一身，直至终老，这不禁让人想起被誉为“中国医学圣母”的林巧稚（Lim Kha T’i，1901—1983）。其实在1950年以前的中国医学界，丁懋英行医名震津门，在妇科领域与上海的王淑贞、北京的林巧稚齐名，她们同样都是应该被中华民族牢牢记住的“万婴之母”！
2. 民族危难中尽显医者仁心
丁懋英对同胞的生命有大爱，必然对侵略者有大恨。“七七事变”中，日寇先是派飞机轰炸天津，之后派兵加以占领，对中国人的生命视如草芥。对此，丁懋英看在眼里，记在心中。战火中，她一方面坚守于医院，以自己的医术保护患者，拯救生命，一方面又在以自己的方式表达中国人的抗争精神。这种“不合作”的态度必然引起日寇的忌恨。
《新闻报》1939年1月18日报道
在1939年1月18日的上海《新闻报》上，我找到了一则报道，内写“津市名女医丁懋英，在东门外公立女医院附近被日军架去，现押在日租界警署，原因不明”；《立报》也报道这条消息，并补充道，“丁懋英，留美医学博士，年四十余岁，独身，向无政治关系，在天津华界开设女医院，并在英租界伦敦路开设分院，营业甚佳”。在之后不久的有关报道中，有“丁被捕原因，为（日）伪举行游行时，丁未参加，……亦未在医院门前举旗欢迎”的说明。
关于这段经历，丁懋英自己后来回忆说，“敌人见我天不怕，地不怕，一面又爱护着他所践踏的中国老百姓，便来把我抓了去。我自以为是必死的了”，在敌人审问她时，她让翻译说了三句话，“第一，日本人来中国，是客人，他们应该懂得宾主之礼。第二，我信仰基督，遵守博爱，我不能忍耐看见恃强荼毒他人的行为。第三，我相信圣经的教训，以牙还牙，以眼还眼”。或许是由于丁懋英的大义凛然，对日寇心理造成极大震慑，再加上她的社会名望以及顾及国际舆论等复杂背景，在关押了18天之后，将她释放。
同样，在1939年2月1日的许多报纸上，又都同时报道了丁懋英被释放的消息，这足以说明她的社会影响程度有多大。
丁懋英并未因日寇的凶残而退缩，而是依然留在天津守护着她苦心经营的女医院，继续为中国老百姓尽可能提供基本的生育与医疗条件。至于动机，她后来明确说过，“在敌人的淫威之下，有钱有势的，都跑了，可怜的人民，没有人保护，我不能不来尽一点保护他们的责任”。
另据有关资料，1945年初，日军宪兵队欲强征天津女医院以供军用。丁懋英不顾个人安危，多方奔走，凭借个人名望与各种势力周旋，最终使医院逃过一劫。丁懋英不向侵略者低头，历经千难万险，给苦难中的天津人民保留了一块仅有的生命绿洲，称她为全民抗战中的孤胆女英雄毫不为过。
在民族危难中，丁懋英的医者仁心，天地可鉴，日月昭昭，于国于民，功莫大焉！而她后来对此只以一句“虽遭逢巨变，而懋英与同人均以服务病人为天职”便轻轻带过，此等胸怀，怎一句“巾帼不让须眉”可以概括。
三、巴伯学者的杰出代表
在经过最初几年的辛勤创业阶段后，丁懋英于1929年再次回到美国密歇根大学进修，这一次她享受的是由犹太裔校友巴伯（Levi Lewis Barbour，1840-1925）设立的“巴伯东方女子奖学金”（The Barbour Scholarships for Oriental Women）。
巴伯奖学金的宗旨是：“让来自东方的女性得到西方教育，把好的东西带回去，在她们的同胞中传递福祉。”以此鼓励和帮助前来求学的亚洲妇女提高其在本国的地位，为她们返回祖国后取得领导地位和服务社会做好准备，并增进东西方的交流理解。
1929-1930年度巴伯学者合影（丁懋英：二排左四）
该奖学金中还有一项为期一年的巴伯研究金（The Barbour Fellowships），专门资助高级访问学者前往密大从事研究工作。在“巴伯学者”中曾经出现过许多教育家、外交官、科学家和行业领袖。有评论称，巴伯奖学金对于中国女留学生的重要性，可与庚子赔款对于中国留学生的作用相媲美。而丁懋英正是1929—1930年度的“巴伯学者”之一。
在近代中国留美学生中，丁懋英无疑是幸运的，她是享受过庚款津贴和巴伯奖学金双重资助的少数几个人之一。当然，丁懋英的杰出表现也证明她丝毫没有愧对这份运气。就在这一次的进修研究过程中，她除了完成规定的学业之外，还做了一件事情，就是结合中国国情，按照现代妇幼医护理论和自己的医疗实践，编写了一本适合于中国人看的《育儿须知》。全书分上下册，合订为一本，两册正文前均有序言，落款都是“一九三零年六月十五日著者序于密歇根大学”。
丁懋英著作《育儿须知》（1935年）
丁懋英在“自序”中说：“著者采取近代育儿方法，以应吾国关心育儿常识者之作”。两册内容各有侧重，“一为欲知育儿法而用，一为欲明了得病之由，及普通预防疾病之常识而用”。上册是著者译自英文的《吾国的婴儿》一书，删去“牛乳哺育婴儿”一节，代之以“吾（中）国合宜食品”；下册则是她先用英文撰稿，再征求母校儿科专业学者意见，修订后译成中文后付梓。在目录之后，特别排印了两行字“抚育婴儿乃人母之天职，健壮儿童为强国之基础”。充分体现出丁懋英已经认识到中国建立妇幼保健事业的重要性，以及在医疗实践中妇科与儿科的紧密关系。
在丁懋英撰写《育儿须知》之时，天津还没有一所专门的儿科医院。女医局董事严范孙先生一直希望医院设立儿科，但在他1929年去世之前，这个愿望没能实现。丁懋英在1930年从美国研修重回天津后，在医院经费中精打细算，点滴节省，终于筹集了3万银元建成一所儿科医院，命名为“严范公儿科医院”，并于1933年12月25日正式开业。这所医院的建立在天津医学史上也是首创之举，与女医院相得益彰，为天津妇幼保健事业奠定发展基础。
按照一般常识，要将一项宏伟计划由愿望变为现实，没有“锲而不舍的韧劲，百折不挠的勇气，策划与执行的能力”是万万不可能的。而这一切，丁懋英显然做到了。“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和“行胜于言”都是清华传统精神中的精髓，作为庚款特别官费生和巴伯学者女杰的丁懋英，虽然没有直接在清华园上过学，但她无疑是用一番特别的作为表达了属于自己的清华精神诠释。
四、顺应变迁悄然隐去
1949年，中国的政局发生了根本性的巨变。那年1月15日，在29个小时的激烈战火搏斗过后，解放军的胜利红旗开始在天津上空高高飘扬。经历过清朝、北洋政府、日本侵略、国民党专制等不同时代的丁懋英，迎来了共产党领导的新生人民政权。彼时，她已经在天津女医院这个“治病救人”的平台上勤奋工作了28年。她的自我评价是，“二十八年以来，吾人尽力妇婴医疗卫生事业，竭其所有力量，实事求是，以发展今日科学之进步而增高病人之福利”。客观、坦然，无可指摘。但尽管如此，她的“谢幕”时刻还是来了。
丁懋英与天津女医院
由于社会动荡，经济凋敝，作为私立医院，经营难以为继。丁懋英“深感个人力量所限，实属力不从心”。在这种困难局面下，她仍“念津市广大妇女人民应有其自己之产科医院，庶几能享受自己健康之权益与福利”，她认为要达到这个要求，“势非扩充至二百产床不可”，但“此亦非懋英今日个人力量所能完成”。
于是，她在1949年10月将自己的这些困境、忧虑、愿望都写在了一封致“天津市卫生局局长”的信函中。她表示，“懋英今虽年届六旬，而为人民服务之心曾不因力量薄弱而少减”，同时，她也明确表达了自己“为求医院救助事业之更加扩充，效用之更加宏大，衷心情愿与政府合作，将医院一切设备贡献人民作为基础”的请求，希望“由政府大力加以扩充，而蔚成规模更大，更善，更实现人民权利之人民产科医院，以完懋英初愿”。也就是说，她要将自己经营管理多年的天津女医院及其所有设备都捐献给新政权，同时表示自己“更愿尽其全力在技术上努力服务”。
天津市人民政府很快回应了丁懋英的请求，于1950年1月接收天津女医院。从此，这所当时已有近50年历史的医院开始了又一个历史时期。而丁懋英也向有关部门提出了赴香港探望自己亲兄长的请求，并很快得到了时任天津市市长黄敬（1912—1958）的特别批准。
时过境迁，在近80年风云过后，再来观察丁懋英后来的人生轨迹，就像一块块散落在历史烟云中的拼图，零散、无序、甚至扑朔迷离。经过多方查证，得到的基本线索是：她离开天津后，南下上海，于看望亲友后到了香港，在九龙与自己的兄嫂相聚。再之后，她转道英国并申请赴美，获批后到达美国定居。
丁懋英的墓碑与遗像（位于美国加州圣玛丽奥县）
有充分信息表明，她在美国继续长期从事医学工作，直至生命尽头。1969年7月15日，她在纽约市参加一个医学会议时因心脏病突发而溘然长逝，终年78岁。丁懋英的长眠之地，是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玛丽奥县科尔马（Colma, San Mateo County, California, USA）的柏树草坪纪念公园内。
五、结语
因为与清华的缘分，丁懋英成为了庚款特别官费生；因为与天津的缘分，这样一位具有国际视野的女博士，于学成后在天津走上了保护大众健康的医学实践之路。对此，她并未忘记：“原懋英能受科学教育，全赖庚子赔款之资助，而庚子赔款纯系人民血汗，溯本穷源，为人民服务，自理所当然。”
行胜于言（清华园日晷）
毋庸置疑，丁懋英是一位伟大的女性，在其所处的时代，她敢于冲破封建礼教的重重束缚，坚定地选择属于自己的人生，在事业上达到旧时代女性少有人能及的高峰。丁懋英是一名杰出的医生，她选择了以“呵护生命”为初心的崇高职业并为之奋斗一生，她曾帮助数以万计的生命降临人世，对生命价值的理解比常人更加深刻。
归根结底，丁懋英是一位有着丰富人生阅历，爱憎分明，极具个性，值得被记住的传奇女杰：她有自己的独立思维，她有自己的善恶判断，她有自己的行为准则，她有自己的命运抉择。
丁懋英：庚款生中的生命天使
屈指算来，丁懋英于103年前开始在津门行医，这位江南女子将自己一生中最好的时光献给了天津大众。如今，我们仍然在纷繁的历史经纬中不断梳理她的过往，历数她的种种事迹，其实并无他求，只是希望让世界知道：东方故国并未忘记这位伟大女儿的卓越功绩；清华后学正在以生命的名义向这位“万婴之母”表达迟到的敬意。
若是丁懋英在天之灵有知，她应该会感到些许欣慰……
（2022/3/10初撰 2025/6/24修订）
注：本文曾收录于《史海寻珍——清华校史研究随笔》（袁帆著，清华大学出版社2024年8月出版），现经作者修订授权再次发表。
作者简介
袁帆，清华大学建筑工程系1975级校友，人生多有跨界，兴趣爱好广泛，文笔朴实耐看。退休后专注于文史研究，多篇成果被国家级、省市级以及清华大学媒体刊发。2023年，被清华大学档案馆、校史馆聘为“清华史料和名人档案征集工程”特邀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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